年龄到点“下”，任期到站“下”，违纪违规“下”——在传统干部管理制度下，除了类似某些“不得不下”的状况，鲜有领导官员“下课”。

“因为没有确立规范的调整渠道。”采访中，不少负责官员工作的同志跟记者道出了当时的苦衷。

随着今年《推进领导官员能上能下若干要求（试行）》（下述简称《规定》）的颁布，上述难题正逐渐受到缓解。各地结合实际，从找准“下”的根据、疏通“下”的渠道、严格“下”的程序等方面进军，打通干部“下”的“堰塞湖”，激活干部队伍一池春水。

面对实绩账本，“下”者欣然接受

“80后”小陈原是浙江某县一个事业单位的专业科技类干部，当上副校长后，繁重的行政管理让她“压力山大”，连续三年在实绩考核、民意测评中都是全乡领导官员最终一名。县里综合探讨研判后，与她本人谈话，提出调整意见，让她重干老本行。面对实绩账本，她欣然接受，“下来没什么丢人的，自己而是更合适做技术，不适宜做行政”。

“让干部下，理由需要充分。就跟找证据一样，证据不足，干部也不会信服。”青海西宁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刘志忠说，每调整一个干部，他们就会以反映干部综合体现的实绩账本为根据，让干部明白不是因“人”而下，是因“事”而下。“有的干部开始还不服气，但发现实绩账本后，就心服口服了。”

实绩账本怎么产生？各地普遍实行年度考核、日常考核、任职考察等状况相结合的方法。为防止“误伤”干部，四川推行一月一次常规研判、干部调整前专项研判和有突出问题班子针对性研判相结合，了解干部一贯表现。西宁还对在全市市级干部年度考核综合名次靠后，或在同一班子中分值相差较大的乡镇领导官员，进行“二次甄别”考察。

以事察人，有助于在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中将不在状况、履职不力的干部挑起来。如北京上海将服务保障G20会议成为党员干警的“大考场”，坚决调整不适合担任现职非常是在服务会议工作中经不起考验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丰富了识别问题干部的方式。不少地方已经构建使用巡视、审计、信访举报等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将“下”的干部找回来。浙江宁波某镇民众向上级督导组和相关媒体栏目反映该镇党委主任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中不成为，金华市有关部门及时介入核查，认定该镇党委主任不称职，作出免职处理。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和个人档案的核实结果也为干部“下”提供了根据。西部某县县长市长虚报年龄，在审查个人档案时被查出，有关部门按要求对其进行了微调。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蔡志强认为，个人信息填报不实或瞒报，就是对党不老实，被调整当属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