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罗翔：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这公平合理吗？】#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考公合理吗# 罗翔教授认为，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 O风声｜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这公平合理吗？

法律人和非法律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产生争议和分歧。

因为法律人从开始学习法律之日起，受到的思维训练便是，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包括婴儿。婴儿不是父母的附属物，父母不能随便打骂孩子，更不能随意杀死孩子，否则属于故意杀人。尤其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便是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跟父母没有一点关系，不应该因为父母的行为受到任何形式的“连坐”。

但非法律人士的朴素潜在意识是，父母和孩子存在很大的利益关联。如果父母有钱，孩子也会跟着有钱，等父母年纪大了，孩子要给父母养老。虽然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的特例，但整个社会的主流形态且价值导向形态，是这样的。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分歧，你很难一概而论的讲谁对谁错。

如果你认为法律人这种想法是错的，则以后“连坐”制度将可能堂而皇之的出现，这会让社会中的很多个体，陷入极大的不安全感，且加深社会的氏族化、小团体化。如果你认为非法律人士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则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因为父母犯罪而获益的子女，可能会再次受益，显然对其他人不公平。

而且，现实是复杂的。有些是故意犯罪，有些是过失犯罪，有些犯罪可以让子女受益，有些犯罪行为本身，可能针对的就是子女。同时，有些公务员岗位属于普通岗位，有些则属于特殊敏感岗位。

在这些复杂情况的叠加下，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供大家从另外一个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考公过程中的政审，本身属于市场机制反映下的就业准入门槛设置。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公务员系统要“歧视”父母犯过罪的人员，也不是要因为他们父母的犯罪，去“惩罚”他们的子女。而是作为招聘方的国家机关，在面对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下，所作出的一种就业准入门槛和人员筛选反映。

大家可以反过来试想一下，如果现在考公人员非常少，一个岗位放出去后，连报名的人都没有，那么请问，国家机关还会设置这样的门槛吗？

可能不会。

不然你就招不到人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考公人员实在太多，严重供大于求。一个岗位空缺放出去后，夸张的时候有几千个人报名，同时竞聘一个岗位。最后能够冲到竞聘头部的几个人，基本都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在供给如此多的情况下，作为招聘方来讲，设置一定的筛选门槛，符合招聘方的利益逻辑。

我们可以换一种场景进行假设。假设现在某个私营企业招聘方在进行招聘，当他们放出一个人员岗位空缺后，结果来了几千人应聘。那么，结果会是什么？

如果这个私营企业比较大，为了应对内部的流程化管理，结果可能是，作为招聘方的企业会在内部设置各种条件门槛，以便让一线的HR们按照这些量化的门槛条件，筛选出基本符合他们要求的人员，以供部门负责人和相应业务老板进行面试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对不同群体的“歧视”，必然会产生。甚至，如果前来应聘的人员太多，公司可能还要降薪。通过与求职者的利益博弈，招聘方会一直降薪且筛选到能够通过最低的成本，招聘到跟他们岗位要求相匹配的最优秀人员。

但如果这个企业招不到人的话，则会不断加薪且放低门槛条件，直到他们能够招到基本符合他们岗位要求的人员。

而现在，考公的人实在太多了。

在同等条件下，作为招聘方的国家机关，当然希望选择背景更加干净的人员，而不是相反。或者说，父母没有犯罪记录，本身也是一项竞聘优势。当然，刷掉犯罪人员子女这项工作，一般是通过政审来完成。政审过程不是一个绝对机械的过程，也会考察各种情况。如果犯罪行为本身针对的是子女，子女也是受害者，我相信政审人员不会机械的以此为由刷掉相应人员。

当然，现实情况很复杂。有些公务岗位比较敏感或特殊，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对人员进行其他方面的考察。不然的话，如果招到一个“叶文洁”，对现实生活存在很多怨恨，然后利用职务便利干了一件对很多人有影响的事情，那大家都遭殃了。

法律是理想的，现实是骨感的。用一个理想去套一个现实，会出现执行中的悖论，而用一个现实去反驳理想，会让社会变得更加丛林和残酷。我们最终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用一侧去驳斥掉另外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