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由汉朝宗室，汉高祖的九世孙刘秀所建立，至汉献帝刘协亡国历经一百九十五年。东汉王朝一直吊打外族，军事强横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却因横征暴敛，压榨百姓而爆发绿林赤眉起义，光武帝刘秀趁机发展壮大，最终结束战乱，恢复了大一统局面，建立了东汉王朝。即位之初便吸取西汉外戚、权臣干政至灭国的惨痛教训，致力于整顿吏治，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对之更是多加限制。

　　在行政体制上，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简并郡县，裁撤冗官。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重视经济复苏。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刘秀的种种举措带来了东汉的兴盛，带来了“光武中兴”。

　　后来的汉明帝和汉章帝，致力发展，使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在汉章帝后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外戚日益跋扈，后汉和帝继位后扫灭外戚，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可是好景并不长。后期又发生了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弄权，皇权旁落，戚宦之争，使得朝政日益腐败，而地方大族和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趁机发展个人武装。

　　到了桓灵在位的时期，更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买官鬻爵，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终于爆发了黄巾之乱，中央政府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平定了起义，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和却导致了地方官员豪强拥兵自重。自外戚何进掌朝，十常侍弄权，董卓之乱又起，自此东汉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大幕，东汉政权变得岌岌可危。

　　黄巾起义之后，董卓入朝，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已同归于尽，导致董卓实际控制了朝廷和皇帝。为了更好的立威，使用权力。董卓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董卓的诸多倒行逆施引起了关东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组成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而董卓则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东汉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后王允设计，与吕布合力除掉董卓，但不久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刘协和群臣不得已逃出长安回到洛阳。处境凄惨无比。后曹操迎汉献帝刘协迁都到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刘协变成了“傀儡”皇帝。 220年，曹丕篡汉，改国号为“魏”，东汉宣告灭亡，从此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

　　东汉王朝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第一，东汉的时候，皇权专制已经名存实亡了，权力在东汉的门阀士族手里。东汉的门阀可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和帝时期的司徒鲁恭，他的祖先是鲁国的皇室，鲁国被楚国消灭后，他的族人就搬去了下邑，世代担任2000石官员。鲁恭的父亲曾经担任武陵的太守，弟弟鲁工是侍中，儿子鲁谦担任陇西的太守，可谓父子兄弟都在朝当官。再说南阳的阴识，他的祖先出自管仲，上百年来积累了家业千万，到西汉的时候，阴子方有田地七百多公顷，和马匹、仆人、奴隶相当多。刘秀和刘縯起兵的时候，阴识带领宗室的子弟和宾客一千多人跟随着。门阀士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萌芽，经过西汉一个朝代的上百年发展，最后在东汉时期事情爆发了。

　　第二，前朝的黑锅之后的王朝背。西汉初期朝廷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禁止商人当官，商人还不能穿丝质的衣服，出门不能乘车等。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一开始还想想尽办法来打压商人富家，但是因为汉武帝后期的军资耗费和宫廷的奢靡浪费，一度让国家的财政都紧张了。为了缓和状况，朝廷采取了入粟补官和卖官鬻爵的办法，富豪地主们就此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西汉后期，富豪们的仕途之路没有阻碍了。汉高祖刘邦还曾经下诏“复故爵田宅”，承认了秦国因公所赐田宅爵位的合法性，给了秦朝的旧贵族旧地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些掌权的地主豪强在西汉慢慢壮大，连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豪强地主家族出身。所以门阀士族在东汉发展壮大得很明显，眼看着门阀士族都壮大了，帝王们不是全没有作为，东汉初期的前三代君主不断出台各类地方政策打压门阀士族们。门阀的壮大预示着东汉王朝命不久矣，最后黄巾军起义爆发，冲击了东汉外强中干的军事体系。朝廷为了挽救危机，允许各地募兵。这样，门阀们趁机扩张势力。后来地方割据势力因此形成，起义虽然被镇压了，最后却是东汉的灭亡和群雄争霸。

　　导致东汉走向灭亡的三大因素

　　主公观：二重君臣观念的流行

　　在东汉士人的心目中，除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被视为“君主”以外，还有那些辟举自己做属吏的府主被视为“恩主”，士人作为臣子与君主结成“帝臣关系”，士人作为门生故吏与恩主结成“辟属关系”，两种关系共同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二重君臣观念。虽然，辟属关系往往因人而异，不同的恩主、不同的门生故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关系紧密程度，但二重君臣观念的客观存在，为地方割据军阀要求门生故吏向自己履行忠君义务，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东汉士人，一方面会尊皇帝为“陛下”、“君父”、“君上”，一方面又会尊府主为“主公”、“明公”、“恩公”，这种源自人事选拔制度的观念对于君主集权的消解是致命的。

　　豪族化：地方豪族全面控制地方事权

　　东汉的土地兼并在刘秀度田令失败后便野蛮滋长了起来，皇室成员、强势外戚、掌权宦官纷纷在西京长安、东京雒阳、南都南阳所在的关中、中原以及自己家族的故乡借着自身的权势大搞土地兼并，各地豪族也纷纷效仿。成为大地主大庄园主的豪族又通过婚媾联姻、家传经律的方式成为州郡望族、学阀世家，从而便能在地方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垄断地方权力。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种顶级豪族其实并不多，但像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吴郡顾陆朱张这种地方性豪族却遍布各个州郡，并逐步垄断了所在郡的事权。

　　州牧制：州牧的设置提供割据的制度可能

　　为了在镇压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跨州连郡”的流民起义，汉灵帝不得不把原本仅仅是个监察长官、临时军事长官的州刺史升格为各郡太守之上的一级全权长官，可以综合调度一州各郡的行政、军事、财税资源。再加上汉代郡守本来就拥有自己征辟属官的权限，这一人事权限也依照常例给了州牧。各地军阀从此便可以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一方州牧，堂而皇之地获取到全权割据的合法名分。所以，我们会看到，汉末群雄混战之时，军阀往往都是以“某州牧”的名义发号施令，例如冀州牧袁绍、徐州牧刘备、兖州牧曹操、荆州牧刘表、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等等。

　　以上三个因素为地方军阀的形成与割据提供了观念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土壤，再加上桓灵昏庸、党锢之祸、黄巾起义、董卓专政等四十年间一连串严重贬损东汉朝廷威望的事件激化，历史便在公元189年这个时间点，以黄巾之乱为契机，从长期大一统皇权的时代转入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