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建都南京与永乐迁都北京，是关系到明初人口调配的重大事件，也关系到南北两京工匠人口的增减。军匠作为工匠的一部分，他们也随着朝廷建都、迁都的需求而不断被征调。各地卫所的军匠被大量征调至京师，成为明初京师地区军匠来源的一大特色，而京师也成为军匠的主要聚集地。

　　明初，朝廷确立起匠役制度，即规定轮班匠与住坐匠，要到京师地区服役。这项匠役制度的推行，成为朝廷将军匠聚集于京师的另一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京师地区军匠在服役上的相对稳定性。

　　明代匠户主要分为轮班匠与住坐匠两大类，主要服役地点是京师地区。这两种类型的服役匠户聚集于京师，成为官用工匠，其数量到了景泰年间南京有五万八千人，北京有十八万二千人，从这些具体数字可知，在匠役制度的推行下，京师地区聚集了数量可观的服役军匠。

　　具体来看，轮班匠与住坐匠有着一定的差异，轮班匠需定期轮流到京师服役，主要是民匠，包括少部分的军匠。相较于轮班军匠，住坐军匠在数量上更多，服役时间也相对更长，住坐匠的服役时间大约是轮班匠的五倍。

　　关于住坐匠的设置，据《明会典》记载：“凡住坐人匠，永乐间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可知住坐匠至迟设置于永乐时期，其匠户类型主要分为民匠与军匠。与轮班匠相比，住坐匠要长期在京师服役，因而其流动性相对较小。于京师而言，住坐军匠流动性较小则意味着其数量更为稳定。

　　无论是轮班军匠，还是住坐军匠，都要承担京师地区的差役，具体主要承担京师兵器的制造与修理，以及供役于内府监局从事相关的手工业生产活动。但由于住坐军匠服役时间较长，长期远离家乡，宣德初年，曾有军匠请求将家属送至京师隶于锦衣卫的记载。

　　匠役制度的推行，是京师地区军匠来源不同于地方的又一特色，京师地区有轮班匠、住坐匠之分，而地方上则有存留匠，他们主要留在各个地方从事地方上的生产活动。存留匠中也包含一部分军匠，相较于京师，地方上的军匠在数量、种类以及技艺水平都大为逊色。

　　总的来看，征调军匠、匠役制度的推行，将全国各地的军匠聚集于京师，这两种聚集军匠的方式，使得京师地区军匠的数量大为增加。征调军匠，是明朝初年朝廷为满足南北两京营建事宜，而聚集军匠的主要方式，在征调的数量上远远高于明朝中后期。

　　从匠役制度的推行来看，在制度的束缚之下，轮班军匠、住坐军匠从各地聚集于京师地区，并承担相应的差役。虽然各地也在推行匠役制度，但是在军匠的数量与聚集程度，都无法与京师地区相比。

　　无论是征调还是推行匠役制度，这两种将军匠聚集于京师的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是在朝廷强制下对人口的再调配。同时，由此而聚集于京师地区的军匠，得以长期服务于京师。既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又为京师地区差役的完成提供了保障。

　　明代京师地区军匠身份的产生方式，主要有归附军匠、抑配为匠、充军为匠、投充军匠与收充幼匠、雇募军匠等。京师地区军匠身份的产生，既有与各地军匠身份产生的相同之处，而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从整体上看，京师地区军匠身份的产生，与聚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需求。首先，明初京师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军匠，由于营建方面的需求，朝廷不断征调军匠至京师，在规模和数量上，远远多于明朝中后期的军匠征调。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明朝后期，军匠的来源逐渐向雇募的方式转变，反映了匠役制度的变化与社会形势的变迁，影响着军匠的来源方式。

　　再次，充军为匠是因惩罚罪犯及其家属，而衍生出的一种军匠来源方式，收充幼匠则是朝廷储备军匠的一种重要方式，体现的是朝廷对军匠来源认知的一种预见性。最后，从明代军匠来源的整体情况来看，朝廷更偏向于从未成丁男子、年轻力壮者、谙晓匠役者中选拨军匠。

　　总之，京师地区军匠的来源方式表明，朝廷为保证差役的完成，需要依赖一定的强制手段。例如抑配、征调等，从其本质而言，它所反映的是明朝职业户计制度的推行，与国家强制手段下，束缚人民为统治者服务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