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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读后感【篇1】

读罢《治史三书》，我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回溯过去，它是一个包罗万象，广博而渊深的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间结点、每一处的空间，都包含了政治、经济、人文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同一点延伸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织。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在研究某一处时勿断章取义。而以面钻研，条理系统化。在断代研究时以一点向前回溯，不断延伸，拓展，编织一个完整严密的网络。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通过《治史三书》，我看到了一位执着执拗的老人严耕望先生，他将几十年的光阴倾注历史，当一旦确定了自己对于史学的兴趣和理想，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已见光明的未来，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学殿堂。他以平实的语言，丰富的例子，把他的治史经验倾囊相授。

我们了解了如何将浩繁琐碎的史料聚集整理，组织成文，并将枯燥晦涩的史学转化为平实缜密的文字。史学者作为研究者，自己建立的研究重心代表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万不可跟风，随波逐流，丧失自己的看法。史料是对一个时空，一个时代的记录。喜新厌旧，要不得，旧的史料中仍有许多值得挖掘之处。

除了治史经验，严耕望先生还传授了他在治史时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验，我受益匪浅。史学者需以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时代，并融入自己的见解。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所以虚心接受，勇于修改自己的不当之处是治史人应具有的品质。就如日本在中国史上的某些地方成绩比我们还高，我们在深思原因的同时，要尊重并汲取他们思想的精华。但历史就如科学，万不可盲目崇拜，每一个观点有足够明确的证据，我们才能将之作为我们的参考。整理史料的过程是一个怀疑的过程，在不同的史料中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事实，而这正需要我们去辨别，改正。

治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选择了历史，就要有付诸一生的思想准备。严耕望先生告诉我们，治史需要有远大的志气，要做到勤、毅、勇、谨、缓、和等几点。在选择了历史，确立了未来的方向之后，我们需要制定严密的计划。光说不做只会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坚持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须的。历史的兼收并蓄需要我们博览群书，每天固定的读书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知识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论文写作的经常中断会让我们逐渐丧失对文字的掌控能力。

曾听人说过，一个纯粹的人才最容易成功，因为他们将全部心力都倾注到了一件事上，心无旁骛。要想成为一个治史人，专心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淡名利，避权位是先生的人生写照，他秉持着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坚定力、戒浮躁，以开阔的胸襟谨戒执着。作为后辈，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承接先生的品格，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钻研历史。广博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向真正的治史人迈近。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2】

《治史三书》读后感1500字！

初闻此书我便对其印象深刻，缘由是在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力荐此书，嘱咐我们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应当拜读才好。恰逢我的指导老师也鼓励我看看，我便认真读了一番，果然大有裨益。如果说未读这本书的我对史学研究无所适从，模模糊糊的话，那么读完以后也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掌握了些许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知识。

此书作者是严耕望，师从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宾四先生。作者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严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正是因为这样，严耕望先生才能在史学方面取得让人望其项背的成就，如作者的《唐代交通图考》和《唐仆尚丞郎表》都是规模宏大且功力深厚的著作。鉴于严耕望先生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这本《治史三书》才能成为最佳史学入门书之一，为我们历史专业的学生指点了道路。

《治史三书》全书由《知识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有侧重，从不同方面向我们讲述了想要成功治史应具备的一些条件与方法。在《治史经验谈》中，作者分九个板块从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到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把他这么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其中的每一个板块对史学研究缺一不可，可谓面面俱到。如其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我突然感受到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它庞大而复杂，微小而零碎。庞大而复杂指它的范围时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包罗万象；微小而零碎指史料多如牛毛，又各有不同，想要从中找出新而优的史料实属不易。

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不仅要博通史学本身，而且要旁通各种社会科学，互相结合才可做到尽善尽美。这也纠正了我一直存在的错误观点，认为与史学无关的书看了就是在浪费时间，当然严耕望先生指的是有价值的好书。还有一点让我很敬佩严耕望先生的地方是他的生活与修养。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人生箴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为了名誉而治史必不成气候。而甘坐冷板凳，为了史学的发展而不懈努力才是做出成就的正确的心态。这也告诫了我要戒骄戒躁，不可稍有成就便夜郎自大，丧失初心。与此同时，在《治史问答》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前者就读者看完本书后所产生的疑问进行了回答，后者以钱穆先生为主，两位王校长和傅斯年先生为辅的类似于回忆录的方式记叙了他们对作者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尤其后者以事实验证了好的学术环境与优秀的老师前辈对史学研究是有大作用的。

纵观整本书，作者的治史方法不是泛泛而谈空构框架，而是有血有肉结合实例。作者充分运用了三类案例，一是个人治史实践个例，二是前人成果案例，三是所教学生犯错实例。作者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具有实用性，并且作者通过案例向我们充分论证了其合理性，也告诫我们如若不听将会犯哪些错误。这里面犯错的人不乏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学者，由此我们更应谨小慎微。

同时，作者语言详实不浮夸，对人评价中肯客观，体现其人格高尚。如作者对自己的老师钱穆先生也不包庇，称钱穆先生50岁之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之书远有逊色。”作者评价现代学术的人与事，有自己的一方见解，是否妥当另当别论，但肯定是实事求是毫无私心的。再者，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上个世纪学界情况与课程设置提供了史料，同时实例举例中也有不少涉及各个方面的史料，也不失为一本具有现代学术史料价值的书。当然，作者在书中提及到了许多史书，相当于为我们列了一个书籍清单，还评价了一番，让我们知道这些书有哪些缺点读书时要注意，不可一味迷信，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读完此书以后，我不论是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了了解，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一定的感悟。严耕望先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将他所思所想所做娓娓道来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史学研究的不易，也激励了我要多读些书，少些浮躁。望自己能做到今日所言。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3】

距离最后一次翻开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已经一月有余。记得当时看到附录中余英时先生《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一文时，见到“敬悼”二字，甚至有些难过。整个读书过程中，见字如面，仿佛时时看到一位态度严谨认真、语言不失风趣的老先生。虽然先生早已离去，但书中那些鲜活有温度的文字，让我们感觉先生似乎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有次走在复旦的文科图书馆，不经意看到钱穆先生即严先生恩师的全集，皇皇巨著几十本摆放在那里，一下子就联想到严先生。

《治史三书》正有着这样的魅力，一方面让读者充分汲取各种学术方面的知识营养，另一方面又让你真切感受到老先生的为人，感受到那一代学者的风貌。在学术指导方面，它堪称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教科书。严先生总结自身几十年从师治学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从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到治史答问以及附录中的两篇序言，无不娓娓道来。语言朴实诚挚又逻辑清晰，给读者指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诸多启示，即使是不谙学术之道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获益。书中不少建议看似熟悉却给读者醍醐灌顶之感，例如严先生开篇讲到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其中一条“用人人见过的材料，说人人未说过的话”真可谓振聋发聩。学者常常以为讲别人未说过的就是标新立异，先生则特别注明这一点——“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这不禁让我想起刘学锴为余恕诚先生《唐诗风貌》作序时所写的一段话：“书中特别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探讨某种诗歌风貌形成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可算是对这一原则作出的注解吧。再看“几条具体规律”中“尽量少说否定话”一条，先生给出好几则精彩例句，例三中伯氏在下否定话之前，在“未”字前着“似”字，正如作者所说，这是非常谨慎的做法，也大大减轻了错误的责任。

而例四中岑仲勉先生“未见”驿传之记载的“未见”又比“没有”驿传之记载要好得多，这就说明，即使没有轻易下否定话了，也要斟酌否定对象的程度或者说范围。这一条看似老套，但实见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现代学者的著作中也很常见，譬如巩本栋《辛弃疾评传》中“虽然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还不能完全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集大成的高度来认识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关于书中对于学术研究的建议与指导我仅以这两条为例，至于其他内容实在是每一条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体会。

另一方面，我想就这本书中“论题选择”这一篇目来谈老先生的学术态度问题。《历史研究》的副主编李洪岩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这本书“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严先生言语之中，足见当年治学态度，尤其是“勤奋”二字。第一条讲到“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实则就是告诫学者不能畏难下苦功夫，先生以自己为例，“为把稳起见，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同时也指出青年学者存在的问题——“他们更喜欢抽象问题，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而这一点，严先生谆谆教导，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告诫我们踏踏实实，不能惧怕具体问题繁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再讲“问题的实用性”时，他反复强调学者要花时间用笨办法，论述真切感人。一则他指出，讲学问诚然不应该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得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这真是一个学者的肺腑之言；二则“我常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人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可以写得出来。”这段话质朴凝练不造作，可以想见先生踏实肯干勤勉刻苦的态度，读至此，不得不钦佩老先生的精神。

这本书汇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书不厚但蕴含丰富，值得读者静下心花时间认真去读，犹如孔子弹奏《文王操》，读多了也会感受到老先生们的治学与为人之风。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4】

这两天认真看完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这是一本好书，内容浅显易懂，直接详细，每一个关于治史思路方法的章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令人受益匪浅。虽说作者是以自己的研究经历做例子，讲的多是中国史方面的内容，但是对于从无史学基础的我，却有很大的扫盲作用。比如，作者提到的考证的两种方式，即述证和辩证，校勘学的四种校对方式，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都是很好的史学基础知识。至于其中的经验之谈就更让人收获良多。

然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轻松。除了具体的经验方法之外，从这本书中我更体会到了治史的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要专注执着。就像严耕望先生说的，世界上出过很多年轻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但很少出年轻的大史学家。史学靠的就是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勤勉不怠，恒久坚持。只有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能有所得。由此，更增我对于这门学科的敬重之感。

还有就是通读全文之后的产生那种历史感，颇为沧桑浩瀚。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钱穆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作者之间的师生之谊，钱穆在我觉来俨然是一位让人无比敬仰而又非常遥远的大师。而通过文字我同样能感受到作者本人，一个很有些高傲不太和人的小老头，可是他在治学上是那么严谨，让人敬佩。然而，读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这位作者已经逝世快20年了，而文章是写于三十年前，那是我刚出生的年代。这一前一后，竟跨了一个世纪。这种绵延之感让我感慨不已。从文治史，薪火相传，每一代历史学人其实都背负着一定的使命来承担着历史的续写之责。或许真是让严先生给感动的，我竟隐隐有了一种责任感。在以前，我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很遥远很无关的冷门专业，然而，现在我却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它对于人类的教育总是潜移默化，不加彰显的。就如春天万物萌发，看似凭空出芽，其实乃是风雨气候之浸润的缘故。

同样深有感触的是历史学人的渊博学识。在这一学期上欧美史学动态研究的过程中，此种感觉日益深刻。每位老师，都外表平凡，可是谈吐之间，治学之深之广让我赞叹不已。还有朱孝远老师，上他的课时总以为这是一个留洋归来，外语华丽，更多体现西方特质的颇爱碎碎念的男方小老头儿。可是，一日读他那本《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时，不由大为改观。散文的笔触，诗化的语言，将历史研究这样严肃的学科写的那么唯美和高雅，温文尔雅之态鲜明地跃然于纸上，俨然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现代诗人。然而，当读到附录一《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才知道一开始就看走了眼，其古文之功力，传统文化之博识，丝毫不亚于前者。由此对史学人才更增敬佩。

当然，在学习历史的这段日子，也有无奈。特别是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更有一种感觉，就是学术界的整体浮躁。记得一次课上，李剑鸣老师曾经感叹，这是一个全民平庸化的时代，精英再难出现。听后觉得无比落寞。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深知历史这样一门学问如果没有像严先生所说的那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心态是难以有所收获的。然而，如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权钱本位思维，再加上改革开放至今所附带产生的全民无信仰和极端物质主义，让整个社会变得如同一锅沸水，难以平静，每个人都在利益的道路上穷命狂奔。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其社会价值的衡量也应该是多元的。而如今，与人交往，只感觉大多人眼中，除了钱权，再无其他。就比如我家乡的亲戚，他们对于我读博，总是充满不解。再如我的一个外甥女，22岁的年纪，除了让她父亲的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得更多，除了如何能帮助她父亲砸钱，以便实现官职连任，从而为自家企业谋利之外，眼中再无其他。她认为，人生一切唯“钱”一字足矣。更要命的是，她的亲戚和朋友，莫不以此为榜样，无尽艳羡，心心向往之。我从来都未曾否认过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只是一个社会倘若以此为核心，就实在太可悲了。这是否就是如今中国再难出大师的根本原因？以建国为界限，去想一想这之前的五十年和之后的五十年，我们怎样去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会有那么多大师接连出现，交相辉映？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战乱结束，国家一统之后的和平年代，学术成就和民族价值反而变得一片荒芜？我早已过了愤青的年代，但每想到这一点总是感到深深的可悲。

最后一点是外语的学习，特别是此次期末论文撰写过程中发现，外语学不好搞世界史真的很费力。以前确实低估了外语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今后要好好补一补了。另外，通过上个学期的学习，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这个学期，我的计划是好好学习一下史实，特别是德国史方面。因为我发现，此前之所以找不到要研究的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德国历史本身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于具体历史了解得多了，就自然会有一些新疑惑，那么应该就有可研究的问题了。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5】

严耕望先生在学界一直以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著称，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治史三书》就是严先生传授治史经验的三本小书的合集，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宾四先生和我》，前两个部分主要是谈及一些治史的经验，最后一部分是回忆作者跟随钱穆宾四先生学习的日子。

全书的第一部分为《治史经验谈》，这部分主要是谈一些研究的方法、原则，使用史料的注意事项及论文写作的一些内容。作者以其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治史的原则在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而方法就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这些都是作者一生治学之经验，意在告诉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踏实，细心，不可急功近利；史学意在求实，不可妄自臆断。首先作者谈到了“专精”与“博通”的问题，作者认为二者应该同时具备，史学本身的博通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断代研究作者认为不能把时间限制得太仓促，研究一个朝代，至少要对三个朝代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作者还通过大量的例证告诉我们如果断代研究只局限了一个朝代那这很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错误。历史学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以作者强调要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历朝历代所修正史即为基本材料。作者认为对于正史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通读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个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不易遗漏一些重要的史料。作者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而作者最值的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肯踏踏实实的将正史通读，而从正史中寻找问题。作者强调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的史料极其难得，我们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新的史料，而是要善于在旧的史料中寻找出新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把握。作者还强调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在利用史料时要尽量引用原始史料，而不是经过人为改写或转写过的史料。

通过对严先生治史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先生一生治学都是用一些在常人看来是很笨拙的办法，却做出了很多自认为聪明的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成绩。先生肯坐冷板凳，肯一字一句的去通读正史，这都是很多人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最后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踏踏实实的方法才是史学研究的正道。

在接下来的《治史问答中》，先生就前一部分的观点又做了深入的解答，而且谈到了一下自己的兴趣点，而且作者还认为宋史可以是青年大展拳脚的园地。这部分仍是关于治学的一些方法、建议，但核心思想和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是《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主要讲的是作者跟随钱穆先生学习的经历和一些感悟。严耕望先生一生一直跟随着钱穆先生，所以很受先生器重，在作者的笔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身为人师的钱穆宾四先生。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的繁荣景象，看到了那时思想的自由。那是的北大同一门课可以有很多教授开设，然后每位教授都会讲述自己的观点，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北大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可谓中国通史著作中的精品。据作者回忆在钱先生的第一节课时，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正如先生所说制度和地理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敲门砖，只有充分把握这两个领域才有能力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

总之，本部书对于历史学习者是一笔财富，作者以其一生的治学经验为我们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求实，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追求的；严谨，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踏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6】

这两天认真看完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这是一本好书，内容简单易懂，直接详实，每一章对治史的理念和方法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人们受益匪浅。虽说作者是以自己的研究经历做例子，讲的多是中国史方面的内容，但是对于从无史学基础的我，却有很大的扫盲作用。

例如，作者提到的叙述法和辩证法两种考据方法和校勘的四种校对方法，对学校、我们学校、其他学校和科学院都是很好的历史基础知识。至于其中的经验之谈就更让人收获良多。

然而，读完这本书后，我并没有感到轻松。除了具体的经验和方法，我也从这本书中体验了管理历史的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要专注执着。

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世界上有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但很少有年轻的学者。史学靠的就是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勤勉不怠，恒久坚持。只有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能有所得。

由此，更增我对于这门学科的敬重之感。

还有就是通读全文之后的产生那种历史感，颇为沧桑浩瀚。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描写了钱穆的生平和他与作者之间的友谊。在我看来，钱穆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遥远的大师。而我也能通过文本感受到作者本人，一个有点傲慢不太好的小老头，但他在学术研究上是那么严谨，令人钦佩。

然而，读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这位作者已经逝世快20年了，而文章是写于三十年前，那是我刚出生的年代。这一前一后，竟跨了一个世纪。这种绵延之感让我感慨不已。

从文治史，薪火相传，每一代历史学人其实都背负着一定的使命来承担着历史的续写之责。也许是被严先生感动了，我有责任感。在以前，我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很遥远很无关的冷门专业，然而，现在我却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它对于人类的教育总是潜移默化，不加彰显的。

就如春天万物萌发，看似凭空出芽，其实乃是风雨气候之浸润的缘故。

同样深有感触的是历史学人的渊博学识。在这学期的欧美史学动态研究过程中，这种感觉越来越深刻。每位老师，都外表平凡，可是谈吐之间，治学之深之广让我赞叹不已。

还有朱孝远老师，上他的课时总以为这是一个留洋归来，外语华丽，更多体现西方特质的颇爱碎碎念的男方小老头儿。可是，一日读他那本《如何学***世界史》时，不由大为改观。散文的笔触，诗化的语言，将历史研究这样严肃的学科写的那么唯美和高雅，温文尔雅之态鲜明地跃然于纸上，俨然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现代诗人。

然而，当读到附录一《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才知道一开始就看走了眼，其古文之功力，传统文化之博识，丝毫不亚于前者。由此对史学人才更增敬佩。

当然，在学***的这段日子，也有无奈。尤其是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整个学术界都有一种浮躁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李剑鸣先生曾经感叹，现在是一个民族平庸的时代，精英很难再出现。

听后觉得无比落寞。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深知历史这样一门学问如果没有像严先生所说的那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心态是难以有所收获的。

然而，如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权钱本位思维，再加上改革开放至今所附带产生的全民无信仰和极端物质主义，让整个社会变得如同一锅沸水，难以平静，每个人都在利益的道路上穷命狂奔。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它的社会价值也应该是多元的。而如今，与人交往，只感觉大多人眼中，除了钱权，再无其他。

就比如我家乡的亲戚，他们对于我读博，总是充满不解。再如我的一个外甥女，22岁的年纪，除了让她父亲的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得更多，除了如何能帮助她父亲砸钱，以便实现官职连任，从而为自家企业谋利之外，眼中再无其他。她认为，人生一切唯“钱”一字足矣。

更重要的是，她的亲朋好友们不得不以此为例，无限的羡慕和向往。我从不否认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但如果一个社会以此为核心，那真的很可悲。这是中国不再是大师的根本原因吗？

以建国为界限，去想一想这之前的五十年和之后的五十年，我们怎样去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会有那么多大师接连出现，交相辉映？我们怎能解释，在战争结束、国家统一后的和平时代，学术成就和民族价值观变得苍凉？我已经过了愤青的年龄，但想到这一点，我总是很难过。

最后一点是外语学习。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时期的写作过程中，人们发现要学好一门外语，创造世界历史是非常困难的。过去，人们低估了外语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今后要好好补一补了。

此外，通过上学期的研究，在史学和史学领域有了一定的基础。这学期，我的计划是研究历史实实，特别是德国历史。因为我发现，我以前找不到研究的重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德国历史本身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对于具体历史了解得多了，就自然会有一些新疑惑，那么应该就有可研究的问题了。

治史三书读后感（二）

在很多时候读一本书给我留下最大印象是对某种现象的大谈阔论，或者作者高深的思想境界，或者以独特的见解，一针见血的批评。而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没有涵盖复杂大道理，更没有深不可测的哲理，以十分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丰富的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咨询十分方便的今天，我对很多所谓的史学家看法也在变化，如同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失学通论”“史学研究法”这类的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的怎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如果说他的话有些道理，那么我就想什么叫“原著”，如何理解原著的内容，在原著里“原”的成分又是占几分。曾在很多书本上不少人大谈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集体活动，我当时觉得十分纳闷，除非他是活在几千年前的怪胎，不然你如何知道那时候部落状况。

记得曾在上中学时候历史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发问，什么是历史？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都以为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答案，而老师说“历史就是正在过去的那一刻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本身的定义一样都是那么简单而老生常谈的东西，我总喜欢把问题想的复杂化，其结果是弄得是非对错难以分明。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7】

在阅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之后，我从中获益匪浅。在这本书中，我了解了工作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选题、工作标准、工作作风、引文注释、写作和修改，以及努力工作和生活修养的方法。其中，我在治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这一章中，获益最深。

在“治史经验谈”的第一章“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严先生给我们提出了几条治史应该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提出一些应该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在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治史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书中提到：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个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

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其次，史学之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说是旁门左道，主要指各种社会科学。首先，要想真正绕过各种社会科学，我们做不到，但至少我们需要对各各方面都有一些肤浅的认识，有些方面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好。

”1从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我悟出了三个治史所必需的方法。

第一，治史一定要博通史学本身。倘若你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本身并不了解，那么你如何去对这门学科进行研究探索呢？严先生认为，能够心胸开阔，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而且有助于我们以积极的方式解释历史事件。

他就秦国为何能统一天下，有着和一般的学人的不同解释。一般认为，秦能统一天下，“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2但是，他认为除了上述说法之外，另外还有好多原因。

比如，从当时各国的地方经济社会习俗来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就各国的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是最穷的，齐是最富的，三晋介于两者之间。

所以但是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取胜。此外，秦有中国最好的马匹产地，所以骑兵很强。

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3恕本人见识浅薄，对于他这个看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既新奇又佩服。我不仅深深感叹于严先生本身对历史的博通，我还不得不佩服他那多维度思考历史问题寻找原因的治史态度。

他对历史的博通，是我所远远不能及的。但是，我知道对史学本身的博通是治史的基础，有了对史学本身的博通，才能有史学专精的研究，在今后治史的路上，我必将努力地“博通”史学本身。

第二，对于自己想要专门进行研究的时代或朝代，必须对其前后的时代或朝代有很深的认识。在《治史三书》中，严先生提到“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得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

如果我们研究两个不连续的朝代，中间朝代的重要性会更大。”4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的时代和朝代之间有着不可隔断的连贯性，所以我们在进行断代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把研究的时间区域扩大，不能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严先生在书中举例说明道：

“唐代的节度使制度。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了解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对了解唐代的都督使制度有很大的帮助。

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迷惑了渊源！现在我对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如果再研究一下唐代节度使的制度，就可以清楚地追根溯源

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5由此，我又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略论稿的题目虽然写着“隋唐”二字，但是它是借用“隋唐”之名，对其制度进行溯源，因而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仪、职官、刑律、**、兵制与财政等内容。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曾提到：

“府兵之制起於西魏大统，废於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於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説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於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復更多所误会。夫唐代府兵之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

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兹择取此制前期最要之史料，试为考释，其间疑滞之义不能通解者殊多，又所据史籍，皆通行坊刻，未能与传世善本一一详校，尤不敢自谓有所创获及论断也。”6陈寅恪先生所用的这种治史方法，正正与严先生所说的吻合。

第三，除了要“博通”之外，我们也要“旁通”。倘若我们只博通我们的专史，却不懂得怎么去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来研究历史、解决历史问题，这样子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历史学范围限制住了，不能使它更好的发展。梁启超先生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通史即一般之文化史。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

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7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社会学科都能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服务。比如我们研究武则天，对于她为何如此残酷毒辣、她的权力欲为何如此的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心理学方面着手分析。

1998年史学月刊第一期，勾利军的历史心理学研究《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中写道：“武则天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历史人物, 并不象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刚毅、自信。她因为早年家庭不睦、出身低微及曾为太宗才人等原因而产生自卑心理。

这种心理决定了她的性格，即强烈的权力欲望、残酷、毒辣和犹豫。这些特征的产生和发展与自卑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也与自卑的兴衰密切相关。”8且不论这个观点如何，但是这个观点就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去研究历史、分析历史人物，从而使我们的历史更加饱满充实。

此外，严先生在研究汉代地方**晋升时，也采用了统计的方法，根据统计，制作了晋升图，以便研究。这些都给我们说明，懂得“旁通”，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作用是十分大的。我们要学会“旁通”，懂的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历史、解释历史，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我们治史本身。

最后，我知道治史是一条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3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4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5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7页。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8勾利军：《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河南：史学月刊1998年第一期，第101页。

治史三书读后感【篇8】

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主要讨论与史学有关的话题，《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关于钱穆先生的回忆，由两部分组成《钱穆传》和《从师问学六十年》。从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作者朴实无华的品格。

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谈论一些治史的体会和方法，都是实在话；作为钱穆先生的得意门生，为恩师写简要的传记，回忆一些从师论学的往事，也都是亲切而感人的。

如果不是对国史有一定兴趣的人，可能不太会对严耕望先生很熟悉，他的研究邻域主要在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而且比较的集中在中古的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方面。而且他的文章几乎都是专论和专著一类的，很少有通俗的文章和讲话。他的研究领域很专门，我也没读过他的专著，不过这本书写得很朴素，但是很感人。

他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宾四师跟他谈过人的个性与治学的关系，认为有的人很聪明，但缺少数十年如一日的韧劲。有的人钻研能力很强，但个性过于执着，也会成为治学的障碍。一个认无论读书还是做事，一开始的规模就要宏大高远，所以基础一定要打得宽广和扎实。这的确是至理名言，所以对照自己，就不由得会心生惭愧。